多余的话瞿秋白

1、其实自己也并不明晰此文的主题和目的，多余的话果然没什么价值和意义。但正如我一直相信的，要挽救党不必加入党，要改变中国就一定要留在中国，希望崇中的优秀同学们能多几个留在这个国家，毕竟，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2、别的学校我说不上，至少在复旦，学业是繁重的，相比高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无非是空闲时间多了，事情也变多了。固然可以不去做事把时间全花在声色犬马、优哉游哉上，但GPA是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在中国大学，GPA是王道，要想有好的GPA，六成看选课好坏，四成看个人努力。一学期的GPA成败，看选课表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当然以上言论对于学霸而言，都是虚的。

3、有抱以很大期望的人高考失误，没法来复旦的。其实平心而论，全上海文科氛围最好的学校是复旦，我深有体会的一点是理工科对文科生的煎熬。有在同济的好友，文科生、英语系的人却要学高数B和大学物理，总觉得是难以想象的折磨。那天诗社讨论的时候水哥说复旦总把目标定为白领培养中心、职业介绍所，并因为培养出多少个白领而沾沾自喜。我觉得的确没话反驳他，或许在北大、清华这种现象还好一些，认识的几个北大文科的人都是把做学问、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理想的，而且也一直努力在做。中国别的地方，功利化的教育实在是过头了些。我觉得学生是免责的，社会的大环境就是如此，现在家里没背景父母普通工人的大学生，要在上海买套80平米的房子，要多少年？这个时代，社会道义、社会公平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地步。刚和学法律的同学说笑，说法律是文科里最累的，背得累死累活的，结果背的东西在社会现实中还没多大用，毕竟在中国，领导同志说的话就是法律。

4、大一就这么要过去了，这几天在别人都考完放假的时候，自己还在累死累活地复习考试，黄梅天也难受得很。想这篇东西想了许久，迟迟不写的原因说到底还真是怕写得不好，把好好地一点情怀给搞砸了。昨日看见沈社长的日志，就下定决心今日把它写掉了。

5、整个大一社团就加了复旦诗社，一个温暖的大集体。下学期有机会和沈社长成为室友，实在是难逢的好事啊！高中里在学生会浸染许久，各种活动基本都参加过，进了大学反而懒了，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就想好好地多读书，文科的学问都是从阅读上来的，读得多了自然学问就大了。当年清华文科四大导师，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除了闷头读书，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诗社就提供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对于现代诗的兴趣，也完全是进了诗社之后才发掘出来的，也才发现以前对于现代诗的偏见是多么得愚蠢。多读多写多交流，读写是基础，光说不练的人，是决计做不好学问的。

6、知识分子做好学问就够了，要不然如同75年写“多余的话”的瞿先生那般，一不小心入了政治的漩涡，累垮了身体，丢掉了性命，只留下一篇《多余的话》让后人扼腕。百花争鸣本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党的红旗下文艺之花才能开得灿烂。

7、这个年代遍地风流，风起云涌，在人民和政府的博弈之间，失败的总是人民。曾经偏激地希望贝利祝我党万寿无疆，但现在想想法律即党、军队即党、国企即党，社会的一切要素都在党的掌握之中，青年学生还是应该读好书，好读书的。知识分子的酸腐味仍在，那就注定了要离政治远远的。不参与政治不代表要不了解社会现实和80年代中国的新气象，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的开放程度、创造力、文化上的批判精神都要比现在高出数筹。只是当年诸多的文艺领袖和文艺作品都因为那一场运动而永远地被关了禁闭。

8、说这么一通多余的话是想宽慰考得不好的同学，在这个年代，上哪儿读大学都一样，北大早已不是那个兼容并包的北大，只是精气神一直还在，在皇城里天子脚下，北大能保有中国文科安身立命的最后的尊严和骨气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有所作为，就只有努力奋斗和拼搏。固然奋斗了、拼搏了不一定有用，固然有人优哉游哉地就能攀上遥不可及的高位，固然在当代中国背景和权势比什么都重要，但人活着总是要有个执念的。不奋斗，不遵循中国人千百年来“鲤鱼跃龙门”的科考传统，当代学生还能怎么办呢？真正看清社会现实而且深恶痛绝的人，要么自杀了，要么出国了。留在中国大学里，就应该奋斗、奋斗。

9、在高考完了的那个暑假，没干什么正事，也没和几个学长真正好好谈过大一生活。于是乎懵懂地来了，吃了不少苦头，平添了几许失望，也多了不少惊喜。我并不想煽情地回顾我的大一生活，我并不想挽留它，相反我希望它早早地结束，住在6号楼破烂的寝室里，对生理和心理都是极大地考验。